11月18日到19日，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。眼下日本舆论盯得最紧的，不是会议会谈什么，也不是最终会不会出联合宣言，很多媒体更在意一件事：高市早苗到底能不能收到邀请。 这个疑问并不是空穴来风。前些时候，高市早苗在被问到是否会在APEC期间和中方接触时，只给出一句相当含糊的回应，大意就是现在不方便预判，但会继续沟通。话说得很圆，实际也说明她心里并不踏实。 真正让外界敏感的，是中方近来的表态变化。日前，中国外交部回应日本防卫部门负责人有关核武器“不设禁忌讨论”的说法时，直接点了“高市早苗”的名字，没有再加“首相”之类的职务称呼。别小看这个细节，放到过去一段时间里连起来看，信号其实很清楚。高市早苗刚上台那阵，中方用的是“日本首相”；后来她抛出“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”之类的话，中方表述变成了“日本执政当局”；再往后又成了“日本现政权”。到了现在，连头衔都省掉了，这种变化本身就已经说明态度在降温。 不少日本媒体担心的，也不只是一个称呼问题。更让他们不安的是，日本和区域经济合作之间那道门，看上去正在一点点变窄。中日经贸联系原本就很深，2025年两国货物贸易总额达到3221.8亿美元，这不是一句“关系紧张”就能轻易切断的体量。问题在于，政治层面的持续摩擦已经开始反过来压到产业链和市场端，日本政客在前台摆强硬姿态，日本企业却在后台承受订单、成本和供应链的不确定性，这种错位越来越明显。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日本国内又冒出一组刺眼的数据。上周，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公布资料显示，2026财年上半年，也就是2026年4月到9月这段时间里，日本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的企业破产数达到5373家，比上年同期增长3.8%。如果把金额一起看，负债总额达到8561.69亿日元，同比增幅更是到了23.5%。另外，从1月到8月，已经有112家百年企业进入破产程序。这显然不只是普通的景气波动，更像是几股压力一起压了下来。 第一层压力来自加息。2025年12月，日本央行把基准利率提到0.75%，到了今年9月，又进一步升至约1.25%，创下1995年以来的新高。很多企业做生意，本来就要先垫付材料、人工和生产成本，等交货以后才慢慢回款，中间缺口往往靠贷款顶着。一旦利率往上走，融资负担立刻变重；原材料贵了、工资涨了，企业手里的现金周转就更紧，小公司最容易扛不住。 相关数据已经很直白。今年上半年，因为物价上涨而倒下的日本企业有436家，可整体价格转嫁率只有39.9%，能够把新增成本完全转给下游的企业仅占3.4%。换句话说，多数公司根本没有足够议价能力，只能自己吞下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那批过去长期依赖低利率勉强维持经营的“僵尸企业”，自然最先出问题。所谓“僵尸企业”，通常指成立10年以上，并且连续三年利息保障倍数低于1的公司。按照估算，日本全国大约有25.1万家这类企业，占比17.1%。利率每提高0.25%，这批本来利润就薄甚至为负的公司，每家一年还要多承担大约64万日元利息，很难说还能撑多久。 第二层压力是劳动力短缺，而且这不是短期现象，是人口结构已经压到了经济运行层面。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据表明，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升到29.6%，超过一半企业都表示正式员工不足，再加上10月起最低时薪又提高了大约5%，结果就是招人更难，用人成本也更高。年轻劳动力跟不上、岗位却还要有人顶住，于是企业只能靠涨工资留人，可工资涨上去了，利润空间又被继续挤压，这对中小企业尤其难受。 第三层压力则来自外部环境持续动荡。一边是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出口，再叠加日元汇率波动，把进口成本推得更高；另一边，中日关系迟迟没有回暖，也让不少日本企业失去了重要缓冲区。在华日企数量持续减少，一些出口行业订单出现滑落，就连服务业也因为中国客源减少受到影响。那些几乎没有成本转嫁能力的小微和中小企业，也许并没有直接参与国际博弈，却往往最早为这些博弈买单。 如果把这些因素合起来看，日本经济其实像靠两条腿在走路：一条腿面向美国市场，卖汽车、电子产品和精密机械去换取利润；另一条腿依靠中国市场和中国产业链，在原材料、中间品以及消费品环节保持运转。这两部分共同支撑着贸易顺差、就业盘子和工业体系稳定。一旦对美出口承压，对华经贸空间又被政治关系拖累，两边一起出问题，那么出现倒闭潮就不奇怪了。 关于中日关系，中方最近讲得也很直接。12日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，当下中日关系恶化，根子在于日本当政者在历史观、中国观上的严重偏差，并且这种偏差伤害了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；想让两国关系重新回到正常轨道，该采取行动的是日本。这番话意思已经非常明白了，不存在什么误判空间。 从这个角度看，日本商界其实比政界更着急，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实打实的市场、订单和盈利压力。对不少日本企业来说，他们希望看到的是关系降温、经贸回稳、供应链恢
